南方都市报:硅谷男孩

即时视频搜索软件YouTube Instant让费罗斯一举成名。

  美国经济依然没有走出低迷,失业率居高不下,但硅谷却是一个例外。这里的就业率达到100%.Google、Facebook、苹果等公司甚至展开了激烈的人才争夺战。电脑工程师们享有前所未有的职业自由。未来的史蒂夫·乔布斯和马克·扎克伯格正在他们的大学寝室里彻夜编写新程序。

  费罗斯·阿布卡迪耶喜欢讲述他一举成名的经历。那是在去年秋天,他在斯坦福大学的第二学年刚刚开始。Google刚推出了即时搜索功能Google Instant,在用户往搜索框中输入词条的同时显示搜索结果。费罗斯说,“我认为这是个哗众取宠的噱头。”但一个想法同时诞生:如果Google能够即时显示搜索结果,YouTube为什么不能即时显示被搜索的视频?他和一个朋友打赌,他能在1小时内搞定。“我赌输了,”他说,“花了我3个小时。”

  3小时工作的结果就是Y ouTubeInstant,一个能够让用户在输入词条的同时迅速查阅YouTube视频的网站。比如,输入字母A;以该字母打头的目前最受欢迎的视频———歌手Adele的《Rolling inthe Deep》———将立刻开始播放。接着再继续输入“b”,搜索词条变成“Ab”,一则字母歌的视频立刻跳出来。再输入“D”,搜索词条变成“Abd”,惊悚片《A bduction》(绑架)的广告片开始播放。以此类推。

  YouTube Instant在一个周四晚上9点32分开始运行。第二天早上8点,费罗斯醒来后发现手机显示有很多个未接电话。还有一则语音留言显示:“接受《华盛顿邮报》采访。”他说,“我当时就想,肯定是搞错了。”第二天结束时,YouTube Instant已经几十万人的访问量,费罗斯的名字和他的笑脸出现在数十家网站和电视节目上,YouTube创始人之一查德·赫利通过Twitter向他发出工作邀请。

  费罗斯礼貌地拒绝了。他还想继续在斯坦福学习,此外,他还有多个计划在酝酿中。但是,这次经历让他引起了硅谷大腕们的注意。去年暑假在Facebook打工时,他认识了马克·扎克伯格,两人相处愉快。在YouTube Instant启动后,一名Google的猎头人也向费罗斯表明,公司的大门随时对他敞开。斯坦福计算机专业的课程指导员辛恩·霍尔伯特说,“如果你知道比他(费罗斯)更抢手的人,请告诉我。”

  面对名气,费罗斯很淡定。他讲话的语速很快,但是并不急躁。“YouTubeInstant改变了我的人生,”他说,“人们和我说话的方式都变了。就像是我突然获得了什么凭证。是否实至名归我不知道,但我乐于接受。”

  YouTube Instant并没有改变世界,它甚至没有赚钱。但这个故事说明了硅谷现在的状况:如果你有一个创意,赶快做出来,放到网上,为它找到观众。先别管质量什么的。最好的情况是,你将创造第二个Facebook。最糟糕的情况是,再次尝试。即使如此,你也可能因此获得一个工作邀请,并吹嘘如何拒绝了高薪职位。在目前,硅谷的情况和美国正相反:地产价格飞涨,人才供不应求。Facebook、苹果、Google等巨头之间的竞争,意味着电脑工程师们享有前所未有的自由和权力。任何人都可以编写网络程序,门槛几乎不存在。投资者捧着大把钞票寻找有潜力的新公司,创办一家软件公司的成本比任何时候都低。我是否要接受Google的邀请?还是接受风险资金创办自己的公司?只有在这个地方,人们才有可能问这样的问题。对于费罗斯这位普通教师和叙利亚裔电气工程师的儿子,前途是光明的。他也许会成为下一个马克·扎克伯格或是史蒂夫·乔布斯,也许不会。但是,当美国大部分地方还被经济萧条的阴云笼罩的时候,在加州帕洛阿尔托,美国梦还没有失去它那诱人的光彩。

  今年春天的一个周日晚上,在斯坦福大学学生会,20多位学生———男性为主,个个面色苍白———人手一台笔记本电脑,手指在键盘上飞舞。这是学校计算机俱乐部(主席是费罗斯)组织的“快乐黑客时光”活动,编程高手们聚集在一起,享用比萨饼、可乐,顺便编写程序。窗外传来音乐声和女孩的笑声,好像来自另一个遥远的宇宙。

  3个男孩围绕在大卫·菲费尔德的电脑旁。菲费尔德打开一个窗口,上面显示了斯坦福大学无线网络的所有交通。任何时候,任何人访问某个网站,访问地址———比如http://www.facebook.com———和访问者的IP地址就会出现在菲费尔德的电脑屏幕上。菲费尔德说,只需略施小计,他就可以阻止这些人的访问,甚至劫持他们的网络账户。但是,他不会那样做。另一个孩子补充说,“在斯坦福,我们不干这类事情。”

  在这里,人人手上都有计划。两名学生正在建造Habut———一个通过定期提示(比如,“外出锻炼”)帮助人们养成良好习惯的网站。另一位学生正在创建一个医学题材的问答网站。还有两位搭档———丹·托马斯和格兰特·马修斯———正在编写Stanford Hub,一个专门讨论斯坦福学生会选举论坛。“这个家伙绝对是个天才,”汤普森朝马修斯的方向摆了摆头。马修斯不予理睬。

  汤普森在上二年级。从新罕布什尔州保守的圣保罗中学毕业后,他本来打算读心理学专业。“选择计算机科学是因为它够酷,”汤普森解释说。当你体验了黑客的乐趣,整个周六晚上用来编写程序就不再显得疯狂。

  快乐和痛苦是相伴的。连续几个小时写代码,运行程序,失败,找错误,再次运行,累趴在键盘上,醒来后又继续工作。但是,最后,当程序成功运行之后,那种快乐无法形容。尝试过可卡因的汤普森认为,那种感觉像毒品一样让人上瘾。“在我看来,写代码的感觉是一样的,”他说,“痛并快乐着。”

  费罗斯说,有时候,黑客们在电脑前坐下时并没有什么目标:“他们只是想看看自己到底能让电脑干点什么,也许写出来的东西根本没有人用。”对于他,这种好奇的探索精神很小的时候就冒了出来。每当家里有东西需要组装,费罗斯总是抢着去干。因此,他对家里的电器了如指掌。为了报复母亲不让他出门玩耍,他给微波炉输入密码上了锁不让大人使用。得到第一台电脑后,他故意让机器染上众多病毒,然后再自己一一排除。中学时,他开始编写程序,创建了一个学习重点网站。现在,该网站依然有每天1万的点击率。“我父亲叫我‘电脑迷’,叫我弟弟‘运动健将’”费罗斯说,“我讨厌这样。我也想被叫做‘运动健将’。”费罗斯爱打排球,对于身高6英尺5英寸的他而言,这项运动再适合不过。但他已经不再介意被叫做电脑迷。

  在斯坦福大学的宿舍见到费罗斯时,他穿着一件印有Facebook标志的T恤。去年暑假,费罗斯选择在Facebook实习。他加入的工作组负责改写Facebook的群组应用程序。随着功能启动日期的临近,马克·扎克伯格天天到他所在的小组上班。扎克伯格已经不再为Facebook写程序,正如史蒂夫·乔布斯从未亲手为iPhone写程序一样。但是,当工作组对程序进行最后修改的时候,扎克伯格突然说,他也想亲手写几行代码。“大家对此的反应很平淡,”费罗斯说,有人给扎克伯格安排了一个显而易见的漏洞让他纠错———给图片加上链接之类的———然后他开始工作。5分钟、20分钟、1个小时过去。“他花了2个小时才完成普通程序员5分钟就能解决的任务,”费罗斯说。这就像一个退休的棒球选手重返赛场,想要重温旧日时光,却发现他早已技艺生疏。但扎克伯格亲临前线的做法依然让费罗斯赞赏。

  扎克伯格的行为传达了一个信息:编程是他们世界的核心。写程序不是为了赚钱,而在于干自己想干的事情,并改变世界。程序设计师们喜欢谈论影响力;他们说他们想要在能够为最多人带来快乐的地方工作。在Yahoo之类的大公司工作,即使发挥最佳状态,一天工作下来也不会对公司的价值造成任何影响,但如果是一家小公司,则可能令其价值翻倍。

  因此,为了吸引年轻的天才们,各家公司在规模不断扩大的同时还要伪装成小公司的样子。今年1月,Google宣布,公司创始人拉里·佩奇将从4月开始兼任公司CEO,有宣传说,Google试图以此找回创建时代的活力。Google允许员工将20%的工作时间用于追求自己感兴趣的计划,这一策略不但吸引了不少热爱自由的人才,并且还衍生出了一些主要的Google产品,比如Google新闻和Gmail。

  Facebook虽然规模比Google小得多,但正在飞速壮大。但它一直刻意维持一种新生公司灵活多变的形象。扎克伯格有一条格言:“快速行动,打破常规。”公司每年都要举办多场“黑客马拉松”,每次比赛持续24小时。在招募新人的时候,Facebook还喜欢吹嘘它那令人羡慕的“程序师/用户之比”,两年前这一比例约为1比126万,这是多数成功的新生公司所无法媲美的。

  当然,要吸引人才还必须打破官僚作风,让最底层的人可以接触公司最高层。每个星期,Google都会举行大型会议,任何普通员工都可以向高管们提问。斯坦福大学毕业生迈克尔·布兰迪特说,“这是Google文化的一部分,没有任何东西是理所当然的,任何人都可以提出质疑,”他也接到了Google的工作邀请。在Facebook不存在森严的等级,扎克伯格更是平易近人,他可以和费罗斯这样的实习生像朋友一样交谈。这两点都是Facebook引以为傲的地方。

  当然,其他的福利也值得一提。众所周知,大技术公司工作的地方就像游乐园。苹果公司正在筹建的新办公地点看上去就像科幻片《第三类接触》的拍摄现场。Facebook在办公室配有乒乓桌、最新Xbox游戏机。Google的员工在下班后可以参加舞蹈培训班,再享受专业按摩,最后搭乘公司的免费巴士回家。旧金山的Zynga游戏公司允许员工带宠物上班。甚至连保守的美国在线也在办公场所安装了弹子游戏机。

  约瑟夫·黄坐在一把带轮子的椅子上。他赤着脚,穿一件宽松T恤,身材瘦削。过去几天他一直处于无家可归状态,在朋友的沙发上过夜。

  今年春天,黄创办的公司被StartX选中。StartX像是新技术公司的孵化器。它每年挑选一些有发展前景的公司,为其联系投资者、找到办公场所、解决法律问题……提供一切可能的帮助。作为回报,它可以占有新公司的部分股份。黄的公司叫WiFiSlam,是一种室内GPS系统,通过分析无线信号,告知用户所在的方位,可用于私人安保,或是博物馆及大型购物商场导航。

  黄说,“我曾在Google工作,但是不够带劲。”为孵化器工作的优势是,周围都是年轻企业家,大家一样有着聪明的头脑,一样的野心勃勃、精力过剩,甚至像很多天才一样轻微自闭。

  在微软实习了一段时间后,斯坦福大学毕业生伊万·李决定尝试不同的道路。他和几个朋友创造了Geom on,一款Pokem on(口袋精灵)iPhone游戏,结合了真实世界的元素。比如,游戏中遭遇的怪物会随着真实的环境改变。即使Geom on最终失败,李也不打算回到微软。他说,“我想,我更愿意去一些新的小公司。”

  “从某种角度说,给别人打工都是退而求其次的选择,”艾克希·柯萨里说。他和朋友们创建了iPad新闻应用程序Pulse。他们成立了自己的公司,将车库改造成了简陋的工作空间。“如果你告诉别人,你接受了一份工作,别人的反应会是,‘哦,你还没有想明白自己要干什么?’”去年,两名斯坦福大学学生开始编写iPad的应用程序Pulse.5周之后,该程序通过iTunes App Store(苹果应用程序商店)出售,每套售价4美元。目前已经卖出550万套。

  和大多数硅谷人一样,费罗斯相信企业家就像海盗:他们知道创业有风险,但因为热爱还是会去做。“没有一个创业者是绝对理性的,”他说,“他们愿意去做一些貌似荒谬的事情,虽然失败的几率高达99%,但是因为享受冒险的过程本身,所以不在乎结果如何。”

  创业有风险。有一个Pulse就有上千个失败的例子。创业非常耗费精力。创业不像工作,更像是为人父母。“如果你的公司在1年之后可以价值5亿美元或是不名一文,那么这个周末是否工作就不再是一个选择题,”斯坦福毕业生布兰迪特说。“对我而言,这样的生活太可怕了,”另一名Google员工说,“没有薪水,数着每个铜板过日子。我办不到。”

  然而,对于拥有梦想的极客们,没有比现在更好的时光。推出一种产品的成本接近为零。服务器便宜得要命。开源软件到处都是。当加州面临历史上最严重的赤字危机,美国失业率居高不下的时候,风险投资者们却在斯坦福、加州理工大学的校园里晃悠,寻找下一个投资创意。

  感谢社交网络和移动设备,听众(观众)无处不在。只要你造出来,就有人下载。当Pulse开始在网上商店销售时,它笨重而缓慢,三维背景图像惨不忍睹。但它依然成为最畅销的iPad应用程序之一,在短短几周内,下载人数超过1.5万。柯萨里说,“我觉得很奇怪,‘人们为什么会买这样的垃圾?’”。第二个版本运行起来流畅得多,去掉了丑陋的三维背景。但是,抢先上市的决定非常重要,哪怕一开始程序并不完美。

  对编程者而言,最重要的变化并非经济大环境或社交网络。而是一个叫“抽象”的概念。“抽象”指的是将一些低级的任务(比如从零设计一个网站按钮)自动化,让创造者能够专注于高级问题(比如网站的整体外观和感觉)。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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